编者按:

编者按

  诸子百家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诸子典籍承载着古圣先贤的思想与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子藏》第二批成果近日隆重发布。这项重大的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重要古籍文献的一次大规模整理。第二批成果包括《鬻子》、《关尹子》、《文子》、《鹖冠子》、《子华子》、《亢仓子》、《列子》、《商君书》、《韩非子》等12个系列,共收入先秦至民国时期有关子学著作672种。《子藏》汇辑影印海内外所存的先秦汉魏六朝诸子白文本和历代诸子注释、研究专著等,并为每种著述撰写提要,考述著者生平事迹,揭示著作内容,探究版本流变情况。其收录的下限原则截止到1949年,适量收入今人所辑出土文献资料。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之际,华东师范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4年4月12日在上海联合举行了“《子藏》第二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报》、《中国科学报》、《新民晚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掀动了新一轮的“子藏”热潮。本版将有关发言内容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自2012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于本刊发表专文,提出“新子学”理念以来,学界相关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于日前在上海召开的“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就“新子学”进一步发展提出各种看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会学者在“新子学”理论建构之外,更关注“新子学”发展的路向问题,这表明“新子学”正稳步走向实践阶段。本刊撷取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以期进一步促进“新子学”之发展。

《子藏》工程的全面推进,为新时期子学的研究与复兴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本次成果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20多位学者齐聚申城,围绕《子藏》并以“新子学”及诸子学现代转型为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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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

诸子学多元发展重在创新

《子藏》工程 蒐天下之遗籍 极百家之大观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吴根友

  新子学,当今形势下的诸子学,即诸子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当前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讨论新子学,面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舍之”。新子学到底“新”在何处?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教授解释到,新子学的“新”是全方位的“新”,要做到“三新一全”,即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全。今天的新子学不仅是回归本原,更须进一步发展,要深入研究古代子学的精义,以解决现实社会的大问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副教授认为,新子学之“新”在于它能继承子学对“礼崩乐坏”时代问题的回应意识,既回应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的需要,又回应了中国向世界贡献建构和谐世界思想资源的使命。天下观是中国从古至今力图构建的世界文明秩序。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双棣教授指出,建立新子学要特别着眼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是学术进步的生命。在诸子多元、独立的发展过程中,要借鉴杂家宽容、兼收并蓄的做法。诸子多元的发展应该是新子学的首要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曹文泽

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我是欣赏的。有时候需要有勇气有气魄的人提出口号,竖立旗帜,把学者召集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讲诸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面对传统的子学,当代学者应该有一个回应:今天子学要做什么。这是“新子学”要回答的。

  在思考诸子学转型的现实途径的问题时,必须明确何谓转型。一般而言,所谓诸子转型,是对诸子学研究定式、评价标准、研究方法等相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创新的实践过程。东南大学哲学系许建良教授认为,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因子,偏重儒家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联系同受思想影响的海外地区和国家而进行实质的思考,如日本在借鉴儒家思想中巧妙地避免了利益与道德对立和重视孝而不认可仁的实际。我们必须尽快转型,这不是形式的转变,而是思想认识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表示,国学可以为当代中国的信仰体系的重建提供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的信仰体系必然呈多元化之特质。社会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国学在此过程中必然有所作为,并且其作用与功能日趋重要,这并不会因少数坚持现代价值的反传统斗士的批判而有所改变。

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文科院系和古籍所、图书馆有关力量,联合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负责此项工程的组织和实施,中心主任方勇教授担任总编纂。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心先后推出了两批重量级成果。第一批成果《庄子卷》于2011年12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时隔二年多,《子藏》第二批成果隆重面世,包括《鬻子》、《关尹子》、《文子》、《鹖冠子》等12个系列,共收入先秦至民国时期有关子学著作672种。《子藏》工程,蒐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在此,华东师范大学向方勇教授及其团队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向承担《子藏》出版任务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及子藏编委会同仁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子藏》工程的各位师友和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文化是多元并进的,在儒学内部也是如此。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而能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的“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我们不赞成道统说,赞成子学多元的传统。仅就思想史、哲学史而言,“子学”其实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实质上就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实质。

百家争鸣成就学术与思想自由

诸子百家之学的典籍,承载着古圣先贤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华文化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习近平主席近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专门提到,先秦诸子百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诸子理念,不仅影响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立,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从习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诸子百家之学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子藏》工程的全面推进,为新时期子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诸子学研究,可以从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中吸取思想的启示,活化熊十力先生“以平等心究观百家”学术平等精神,平视西方哲学各流派的思想,并要有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哲学中的诸观点与方法,做到为我所用,而不是亦步亦趋。

  诸子学的创新研究要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传统”。这就需要破除诸子思想中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消极成分,找到诸子思想与现代学术的结合点。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严寿澂教授提出,中华文化有一重大缺陷,即太过实用,以致妨碍了纯科学的发展。他列举了章太炎、陈寅恪等有识之士的观点,“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乃中华文化复兴必由之道”。今日提倡新子学,当于此取法。上海社会科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其锬研究员谈到,“新子学”学科的建立既是因应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子学”要发扬舍短取长、博采百家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从而创建立足历史、面向世界,具有新视野、新使命、新内容、新方法、新架构的“新子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从20世纪80年代钱谷融先生引发的“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全国讨论,到90年代人文精神论争,再到新时期方勇教授引发的“新子学”构想的全国热议;从《古文字诂林》、《朱子全书》、《王国维全集》再到《子藏》,华东师范大学一直都是人文思潮的引领者,在未来要努力成为重要学术文化成果的缔造者。如今,《子藏》成果的相继问世,又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文化成果抹上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会以此为动力,整合聚集有效资源,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确保《子藏》项目的顺利完成。

晚年的萧先生,在发表的文章与私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将中国传统的“子学”概念加以泛化,用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萧先生要求我们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去参与‘百家争鸣’”。很显然,萧先生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各家各派的学术争论,视为当年发生在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这种带有比喻性质的说法,体现了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察力与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西方,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思想的学术态度。

  仅就思想史、哲学史而言,“子学”就是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而能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的“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很少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但诸子百家的争鸣在实质上就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表示,新子学主导国学的发展,学界应适应时代要求,发掘“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互相争鸣,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的子学精神,突破学科限制,凝聚研究力量,在夯实“新子学”的基础上,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研究员认为,“新子学”的提出具有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新子学”要批判地吸收诸子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新子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持,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理论经验提供借鉴,为实现“中国梦”和建设具有“中国风”、“中国气派”的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下,《子藏》项目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盛世修藏,有益学林,传承经典,惠及后人。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子藏》项目的早日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早日实现而努力奋斗!

萧萐父先生的子学思想,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自由精神,对于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对于子学在当代的新展开,都将会给予有益的思想启迪。尤其是他将“子学”作一泛化的处理,要求我们参与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争鸣的说法,特别具有启发意义。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一想法与他生前的好友——华东师大教授冯契先生的观点颇为一致。冯先生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局面。对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诸文化怎样彼此结合或冲突,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大家见仁见智,会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来自由地讨论解决。”这就表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诸子百家争鸣,是当代“子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社会科学报》第1408期 版次:4作者:潘圳

《子藏》工程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仅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言,萧先生虽然赞同百家争鸣,并且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的行列中,但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前景的预测,不同于《庄子•天下》篇所悲叹的“百家往而不返”的结局,而是趋向于“同”,只是这种“同”是以“异”为基础的“同”。如王船山所说,“杂统于纯”,“异以贞同”,而当中国文化在过去经历了一段必要的分殊发展之后,“在未来必将进入一个兼综并育的整合期”。而这一“兼综并育”的新文化,即是在中西、古今的交会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时的中国文化将是一个“矛盾、杂多的统一”的“和”的文化状态,而不是单向度的纯之又纯的新文化。

链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琪

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

编辑|高哲 董盈盈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激辩争鸣,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大发展。然而,西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长期占据文化、意识领域主流地位,其余各家或显或隐,发展极不平衡。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先生曾云:“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 严寿澂

对诸子百家之学的传承,离不开对诸子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子藏》就是这样一项顺应当前社会文化发展需求,主动承担时代使命的、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从大的方面而言,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理解和发展“新子学”,首先要厘清经学和子学的关系。一般理解的经学、子学完全对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章太炎先生曰:“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可谓一语道破中国学术演进的关键。东周以降,此贵族封建之制逐渐崩坏,官学亦因而衰替。孔子创办私家学校,将古代王官之学传授于任何愿学者,民间私学于是代兴。百家言兴起,原有的王官学并未歇绝,如钱宾四所指出,战国时期,王官学与百家言并立于学官,一掌于史官,一掌于博士官。至于所谓经,孔子之时,“犹不名经”;迨至孔门弟子,始有“六经之名”。以王官学之六艺为常道,自孔门始。六艺之学与孔门的关系,如吕诚之先生所谓,“孔子所传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义也。此两义各不相妨”,蒙文通亦持类似见解,此最为通达之论。

1.对国家文化建设而言,《子藏》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盛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子藏》作为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文化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价值可比《四库全书》,充分体现了盛世修藏的时代特点。《子藏》工程的出版,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必将大大推动海内外子学研究的发展,为治国安邦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为文化强国建设增添光彩。

一般来讲,儒家之经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皆为“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然而“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章太炎云:“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实为的论。因而经学和子学有同有异,不能截然二分。

2.对上海文化建设而言,《子藏》是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立项的重大课题,是上海市文化建设的大手笔。作为一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基础性、创新性、带动性的集大成之作,它充分体现出上海市各界对习总书记倡导的文化强国梦的积极响应和对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号召的高度重视。《子藏》应该成为上海市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它也将为巩固和提升上海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领先地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

“新子学”的典范是基于“后设于哲学”之立场的章太炎。近代学者中,章太炎泛滥众流,出入百家,同时又坚持本民族地位。太炎心目中的中华文化复兴,在思想方面是发扬先秦诸子之学。太炎以为:“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说。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今日欲复兴中华学术与文化,必须上接先秦,重开百家争鸣之新局。

3.对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而言,《子藏》工程带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科建设,增强华东师范大学的科研实力,提升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地位,已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张金字名片,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它的高度关注,正是此点的充分体现。

依鄙见,其要点有二项,一是依自不依他,二是求是致用相资。所谓依自不依他,其含义有两个层次。一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切忌将凿枘不入的外来思想学说视为无上正等正法,加诸本国文化之上。太炎先生去世前三年,昭告其弟子曰:“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这段话正是“依自不依他”第一个层次的极好概括。“依自不依他”的第二层次则是自力道德,不以鬼神为依归,与耶、回等一神教大异其趣。此乃二三千年历史使然。诸教诸神各有其功能,百姓各取所需,彼此相安无事,是为宗教宽容和谐之极致。

《子藏》工程 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谓求是致用相资,中华文化有一重大缺陷,即太过实用,以致妨碍了纯科学的发展。有识之士,如章太炎、陈寅恪,皆对此有深切认识。以见求是之学,本不以致用为鹄的,若因此而有大用,则是不期之遇,非其本意。纯科学研究之真谛,可谓尽于此数语中了。因而要注意纯粹认知的意义,以与传统相汇通。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徐中玉

总之,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乃中华文化复兴必由之道;而太炎先生者,实为前驱。今日提倡“新子学”,当于此取法。